徐向前回忆录《历史的回顾》封面

　　走上共产主义道路

　　1926年，我从原平回到家乡，住了个把星期，就去北京，想找机会再回广东去。行前，和一同回家的几个同事商量，他们都不愿再出来，我就一个人走了。在北京，住在老乡家里，打听南方的消息。当时全国形势很乱，让人理不出个头绪来。北方是军阀之间时而混战时而联合的场面，南方是国共两党又合作又斗争的场面，报纸上的消息一天一个样，甚至相互矛盾。有人劝我在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干，我婉言谢绝了。经天津到上海后，听说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，攻占了武汉，使我更加坚定了去找革命队伍的决心。

　　11月底，我从上海乘船抵武汉，见到了北伐军中的黄埔同学，十分高兴。武汉的革命气氛很感人，处处是“打倒列强，除军阀”的群众游行和集会，就象黄埔初期的广州一样。经同学介绍，我先去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，不久又被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一队任少校队长。

　　武汉军校名声很大，号称“第二黄埔”。它是由黄埔军校政治科迁来组成的，办的是黄埔第六期，全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，校址在两湖书院。全校有男生近千人，女生近二百人，男生住一个院，女生住一个院。校部设校务委员会，负责人为邓演达、谭延闿、恽代英、徐谦等。政治总教官恽代英，教官有施存统、肖楚女等，总队长是杨树松。许德珩同志告诉我，他也曾在那里任过课。

　　这所军校，有不少老师和学生是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；军校又是在北伐战争的胜利高潮中成立的，直接担负着为革命战争培养军政干部的任务，因而革命性、战斗性、纪律性相当强，真正继承和发扬了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。

　　军事课程主要讲解基础军事知识，操练基本动作。教官只管讲课，队长负责军事训练工作。政治课程设有《三民主义》、《社会进化史》、《经济学大纲》等。

　　日常生活正规、严格，按时作息，内务整洁，每周要擦枪，学生不经请假不准外出，男生和女生一个样。后来，不少学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为共产主义英勇献身。参加广州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，就是由武汉军校的干部、学员组成的。赵一曼、游曦等烈士，也是武汉军校女生队的学生。

　　武汉军校时期，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——从民主主义思想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关头。

　　我在黄埔时集体加入了个国民党。当时就有人劝我加入共产党，但我不愿当“跨党分子”，搞两重身份。当然，主要还是头脑里信仰三民主义，对共产主义缺乏深刻认识。

　　来到武汉军校不久，又有同事问我：“现在许多人加入了共产党，你呢？”

　　我说：“我还没想好。”

　　他说：“是不是不想做“跨党分子”？别太清高了，跨党有何不好呀？”

　　其实，我不是清高，而是不明白跨党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以前曾幼稚地认为，一个人要么信仰这种主义，要么信仰那种主义，总不能“脚踏两只船”，同时信仰两种主义。后来才知道，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，是国共合作的需要，并非放弃自己的信仰。

　　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？这时已是我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。形势所迫，不想不行。以前在黄埔时读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报，有点印象，但理解不了，也没认真思考过。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，耳闻目睹军阀混战、国民党腐败、人民遭殃等现象，使我不得不想，而越想则越觉得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，国民党不如共产党。

　　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，给了我很大启示和帮助。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，又是活跃分子，如樊炳星、杨德魁、吴展、李楚白、贺昌、程子华等，我们常在一起聚谈。我当队长，薪水多些。每到发薪后，大家就让我请客，凑在一块儿，到饭馆吃点鱼呀，肉呀，鸡呀，蛋呀，改善改善生活。有时也到茶馆喝清茶。这种聚会，几乎每星期一次，无形中成了固定的联络形式。聚会时，各人都谈理想，谈志向，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，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、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，兴之所至，各抒己见，有时甚至争得耳红面赤，象吵架似的。我不太爱讲话，听得多，说得少。但是，交谈和辩论，却使我获益匪浅。我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，逐步得到了澄清。

　　为了系统地了解共产主义，确定自己一生的奋斗道路，我还搜集和阅读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籍。

　　白天工作特别忙，就用晚上的时间看书。像列宁的《二月革命》、《远方来信》、《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》，布哈林的《共产主义ABC》，李季的《通俗资本论》以及《社会进化论》和其他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小册子，我都如饥似渴地读来读去。我买了一箱子书，但因工作紧张，没有读完。

　　经过两三个月的思索、比较、学习和同志的帮助，我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，决心走共产主义道路，把自己的一生，献给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、最美好、最壮丽的事业。

　　1927年3月，经樊炳星和杨德魁介绍，上级批准，吸收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樊炳星给我看了党章。记得党章上写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、组织原则等，印象最深的是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。入党后，我才知道恽代英、陈毅同志是军校党的负责人。

　　有一天，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，去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央机关开会。会议由孙永康主持，施存统讲了话，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，还提到了打夏斗寅的问题。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。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，而感到自豪和光荣。

　　白色恐怖下

　　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，蒋介石正磨刀霍霍，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，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。

　　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终于撕下了“革命”的假面具，在上海大肆屠杀、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；四处“清党”，扼杀革命力量。此后，内战代替了国共合作。

　　武汉的形势也日趋紧张。以汪精卫为首脑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，正在积极“限共”，为下一步“反共”制造舆论。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，助长了右派势力，使我党在敌人的进攻面前束手无策，步步退让，解除了武装。五月，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，联合四川军阀杨森，进攻武汉。

　　为粉碎夏斗寅、杨森的进攻，由武汉军校、南湖学兵团及武昌农讲所的师生组成的“中央独立师”，配合主力部队出城击敌，归叶挺统一指挥。我们边行军，边教练作战动作。五月十六日，中央独立师赶到武汉以西的桃花镇，将川军范绍曾一部包围、击溃。接着，实行追击，经金口、紫阳、丁泗桥、通海口等地，和杨森的第九师又打了一仗，把人称“川老鼠”的杨森部击溃。我们队里有个学生在川军当过兵，他协助我指挥。我们冲进街里，“川老鼠”都跑了，一个俘虏也没抓到。叶挺的二十四师在纸坊一带也将夏斗寅部打垮。汪精卫等主张与夏斗寅议和，我们遂奉令返回武汉。

　　六七月间，汪精卫与蒋介石的勾结愈来愈露骨，愈紧密。为保存革命力量，应付突然事变，党组织决定派一部分党员去张发奎的二方面军工作。在此之前，组织上已将我调出武汉军校，等待分配。等了近1个月，党组织才通知我和一个姓杨的（我俩不认识，谁也不知谁的身份）去张发奎的指挥部工作，我任上尉参谋。临行前，党的地下“交通”给了我张纸条，上面写着“找毛泽东”。毛泽东的名字我知道，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他。

　　7月15日，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，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三镇。一些党内的不坚定分子，有的逃跑，有的叛变，有的消沉；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，遭到屠杀。张发奎当时还打着“革命”的旗号，自称与共产党“合作到底”，所以我们的处境还比较安全。

　　7月底，部队开往九江。接着是八一南昌起义爆发，张发奎变了卦。我觉得在这个部队不能再呆下去，连夜出走，转回武汉，想和党组织取得联系。但是，到了原来接头的地方，党的机关已遭破坏，空无一人。我住在一家小客栈里，又转了两天，仍无着落，便决心去上海，找党中央联系。我那时入党不久，也不知道党中央在上海的具体住址。因为没有办法，又一心要和党组织取得联系，便乘船到了上海。

　　上海同武汉一样，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！我在黄埔江边找了一家旅馆——泰安客栈，住下后就设法找党组织。心想，万一找不到的话，只身去北方的军阀部队里做兵运工作。有天，我在街上转来转去，忽然碰上了武汉军校的李楚白，真是喜出望外。他问我到上海干什么？我讲了离开武汉军校后的经过及来上海的目的。他叫我在旅馆里等着，别到处跑，由他和组织上取联系。过了两天，“交通”便来找我，接上了关系。

　　我，终于找到了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