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监察史上，曹秀先因在发生蝗灾时建议乾隆帝制文祭蝗，而一度被视为“乱作为”的监察御史，遭到一些人的嘲讽。其实，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，曹秀先可能是遭到了误读。

　　曹秀先，乾隆元年中进士，乾隆十年经考试选拔为浙江道监察御史。有一年，京城郊县发生蝗灾。曹秀先疏称乾隆帝“德且足以格天，诚且可以动物”，因而恳请御制祭文一道，颁发郡县，告祭于神，限蝗虫一二日内尽快各逃生命。如逾期不逃，则命官吏等人员竭力扑灭。

　　同时，建议在农历十二月举行祭百神之礼，以符合《周礼》之义；建言改革旧时州县捕蝗办法，雇募夫役用支钱粮时需同城教职等人会同给发签书名押，不得假手家人书吏，以防混淆冒领。

　　对于此疏，乾隆帝首先责备曹秀先称：如果郡县不行捕杀而即行告祭，是非常迂谬的。从礼节上来讲，祈神祭蝗虽然适宜，但必须尽人事努力扑捕蝗虫。

　　乾隆帝进一步称，自己不会去做类似韩愈祭鳄鱼那样好名无实之举。

　　史料记载，韩愈任职潮州刺史时曾以一羊一猪投于潭水为鳄鱼食，要求鳄鱼最多七日内南徙于海。如不肯无徙则是鳄鱼冥顽不灵，必将率吏民尽杀鳄鱼。据称，韩愈祭此文后鳄鱼远遁，从此潮州不再有鳄鱼之患。

　　有人评价，曹秀先立朝端谨，该疏并非迎合揣摩上意。在当时，建议祭蝗并非大谬不道之举。所以，乾隆帝宸断精严，毅然拒绝了这一建议，但并未斥责曹秀先“乱作为”，更没有下令进行处分。

　　事实上，曹秀先在监察御史任上是忠于职守、屡屡进言的。

　　某次地震，曹秀先上疏称，地体属阴宜静不宜动，地震应为卑下不循分义所导致，或者是因为人性难齐教化未广的原因。

　　他解释，省里布贴劝民告示时多张贴在通都大衢，城市之人或者知道告示内容，但穷乡僻壤之人却未必。因而建议，令各督抚将有关忠信孝悌、礼义廉耻、扶尊抑卑、正名定分等事，选择明白浅近的刊刷告示，令于大小乡村遍贴。

　　同时，在朔望之日宣读圣谕，并用方言谚语为乡民讲说，以使大众明晓其理。行之日久，自然感发天良，戾气消而和气聚。疏上，乾隆帝下谕称应如所请。

　　古代之人囿于知识所限，认为可通过教化民众而消除地震。自今而言虽属荒诞不经，但当时并不为非。退一步讲，教化民众就算不能消除地震，对于促进邻里和睦以及维护统治自然有益，因此皇帝听从其言。

　　总的来看，曹秀先官场生涯颇为顺利。自监察御史历任刑科给事中、鸿胪寺少卿、光禄寺少卿、通政司参议、国子监祭酒、内阁学士等，七迁至侍郎之职，历任工部、户部与吏部侍郎。乾隆三十九年，升任礼部尚书，在上书房行走任总师傅。

　　乾隆四十六年，因礼部建议第二年正月祭祀的日期不合礼仪，包括曹秀先在内的礼部堂官被下吏部议。吏部议奏曹秀先当革职，乾隆帝下令宽免。

　　官场之外，曹秀先文采卓著，曾作《衍琵琶行》，取自白居易《琵琶行》原诗，每句续三句成一七绝，共八十八首：第一首为“浔阳江头夜送客，吴楚中间开水驿。儿童报道司马来，名曰居易姓曰白”，最后一首为“江州司马青衫湿，半世豪雄付歌什。酒阑归散客亦行，商妇回向客船泣”。

　　（作者：刘社建，系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